智慧

      做完实验，面对空荡荡的实验室，离吃饭还有一会儿，发现自己想写点什么。

      周六回家，翻上周的《新民晚报》，在“夜光杯十日谈”的专栏里，发表了“我和图书馆”的系列文章，蛮有意思的。有的人写道，当年大学里为了看图书馆借阅处漂亮的服务小姐，经常一本书借了还，还了借，多年之后才发现那是是好友的妻子；有人写道，为了编辑文学的书系，不惜天天跑徐家汇藏书楼抄书，结果抄完那天发现有影印版的。其实每个去图书馆的人都会留下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就拿我来说，我和图书馆的历史要追溯到小学三年级。

      小学的图书馆其实也算不得是“馆”，我们也不能随便进去。每个班有一个同学，作为班级的图书管理员专门和图书馆打交道，而且借书的方式很有特色：一个班级一次都借同一本书。比如，我还记得看的第一本名著居然是《牛氓》。那是三年级刚开始，班里转进来一位同学，可能家学颇为渊源，于是就成了那个图书管理员。她的名字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第一次去，就为班里抱回40多本《牛氓》。书的封面我也有印象，有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图像。当时很好奇，可翻了20多页，依然没有找到“牛氓”那两个字，于是当我找到那两个字的时候，也就再也没兴趣读下去了。现在想来，小学三年级就借《牛氓》，确实是有点“装”。不过到现在，我都没再读过那本书。想来小学的图书馆肯定藏书种类不多，否则每种留40多本，那得多大的地方。

      初中的时候，图书馆是开架借阅的。可惜能借的书很少，只有两排很矮的书架，而且多是80年代出版的那种书页发黄的老书。不过我借的还是很勤，像《尼罗河上的惨案》、《福尔摩斯探案集》之类的通俗小说。初二的时候，学校为了开阅览课，进了很多新出版的世界名著。我读的第一批的名著就是在那个时候借的，像《三个火枪手》、《鲁滨逊漂流记》等等。那个时候，每个班也要出一个图书管理员，不过任务变成了某天中午去负责借阅图书。我也干过这活儿。中午的时候，在学校五楼的图书馆，比较阴冷，有人来借书了你就从书的封底处把书卡抽出，然后夹在他的借书证里收好。

      到了高中的时候，图书馆的条件就变的好多了。杨思中学的图书馆占了整整一个楼面，书也比较新。记得当年叶利钦写了一本回忆录，国内出版不久之后图书馆里就有了。很多书，我都是在那个时候读的，像《双城记》、《雾都孤儿》、《四世同堂》、《雷雨》等等。感觉高中的学业虽然比较辛苦，但自己还是有时间去读一些“闲书”的。顺便要说的是，那个是时候图书馆是有个歪嘴巴的老头管借阅，态度很“冲”，对我尤其不好，不知为何。

      到了大学，图书馆才真的称其为“馆”。可能我读书比较杂，除了生物工程本专业或其它课程的书外，文学的、历史的、社科的、经济的、宗教的等等等等，而且看得比较快。所以我跑图书馆跑的很勤，可能一个月要去个2-3次。华理不愧为当年国内的化工第一高等学府，有关化工的书占了很大部分，特别是做设计的时节，满架的《化工设计手册》会被全部搬走。图书馆里还有点当年苏联人留下来的痕迹，比如在底楼书库里放了很长时间的一台俄文打字机，还有苏联时期出版的生物书前言里的那句“在伟大领袖斯大林的领导下。。。。。。”，是不是嗅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味道啦？

      从小学到大学，图书馆的条件越来越好，可自己读书的心情是不太一样的了。中学的时候，阅读纯粹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想看看作者究竟是怎样把故事讲完的。现在的阅读，更多的是一种补充，在越短的时间里，掌握越多的东西，阅读的心态越来越浮躁，似乎少了一份纯粹。可我还是努力地去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去积极阅读。

     很多时候，人的价值是用他（她）成功与否来衡量的。现在很多人喜欢用成功人士来夸赞某些人，特别是夸赞男性。但也有一些时候，成功与否对于一个人并不重要，使他（她）被人怀念的，有可能是其所不成功背后的过程。

     去年年初的时候，一部美国影片《行动目标希特勒》就诠释了一个不成功的英雄。影片讲述了1944年夏天一起在德国发生的刺杀希特勒未遂的事件，而那位不成功的英雄就是故事的主角，史陶芬博格上校，由汤姆 克鲁斯主演。在影片中，阿汤哥扮演的上校俨然是整个计划的中心人物和领导者，但跟随他的却是一些军衔比他高的将军。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有些纳闷，因为影片并没有交代，为什么那么多将军会听一个上校的，是不是美剧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最近读了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史》才明白：老美在处理这种“重大历史题材”影片上，对史料的把握还是很严肃的。

     夏伊勒曾是是美国驻纳粹德国的一名记者，二战后，根据美军缴获的数以吨记的纳粹德国文件、资料、日记、报道等等史料（注意是数以吨记），写出了作为研究纳粹德国不可能绕过的《第三帝国兴亡史》。写史有两种写法：一种根据主要的历史著作，同时发挥推演、想象等，在不改变史实的基础上发挥，把历史写得很好看，比如流行的《明朝那些事》。当然，历史小说不算在内，小说的史实往往不正确。还有一种就是大量的引用其他的文献，甚至是大段原文摘录当时的重要文件，这种历史著作往往比较严肃，没有曲折的笔法，看起来会有点枯燥，但是却准确。而夏伊勒就是采用了后一种写法。而这种写法注定了这本关于纳粹德国历史著作的准确性。而《行动目标希特勒》中的情节基本符合历史，许多情节甚至于书中别无二致。

     《第三帝国兴亡史》中有这样一句话：“史陶芬博格是整个行动的实际领袖，虽然他不是个象征性的领袖”。而原因书中写的清清楚楚，因为他是整个行动中唯一可以轻易接近希特勒的人。而此时，他是从重伤中恢复过来的。怎么样的重伤？请想象一下这个形象：右手被完全炸掉，左手只剩下三个手指，左眼被完全炸瞎，右眼被炸伤，勉强保住，全身多处被炸进弹片。重伤后，他被从前线调回，在柏林的陆军总部任一个相当于高级秘书的职务。一般人在经历这种折磨之后往往选择安稳的生活。但他却选择了比战争更为危险的事：去刺杀希特勒。要知道，在他之前已经有不下六次大的暗杀活动，而在盖世太保以及运气的保护下，希特勒都安然无恙。而被发现的肇事者往往被“诛九族”。虽然这次帮忙的人更多，行动更为方便，但是由于在最后关头炸弹被戏剧性地挪远了一点，使得希特勒仅仅受了一些不大不小的伤，导致了行动的失败。

     但就如史陶芬博格说的那样，整个行动就是为了改变德国的命运。他不是为了夺权，也不是为了报复。在受重伤的之前的日记中，他已经表露出了对于战争和德国前途的担忧和对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怀疑。他在行动中处于核心位置，为了顺利地启动炸弹，他用仅剩的三个手指反复练习；在爆炸发生后，冒着被发现的危险，突破层层防线，回到柏林；在行动失败后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被处决的最后关头喊出“德国万岁”等等，都让人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英雄。假如行动成功了，他也许就会“火了”。但是不论成功与否，他的冒险精神和果敢的态度永远感染后人。顺便说一句，阿汤哥很好的诠释了这个人物。

     不过要提的一点就是，并不是“天助希特勒”，而是行动者自己的原因使得行动失败。比如，在史陶芬博格引爆炸药后的三小时内，位于柏林的行动小组没有任何动作，理由则很符合德国人刻板的作风：没有确认希特勒是否真的死了。其实只要完全切断希特勒处与外界的通讯（这一点很容易做到），他死不死已经没有关系了。但联系就是没有完全切断。类似的理由还有很多。但是，就像本文开头说的那样，不成功也可以是英雄，尤其是在高压统治、盖世太保无处不在的纳粹德国。

     最后推荐一下这部把“主旋律”和正史拍得很好看的片子。

     黄仁宇老先生，请原谅我借用您大作《万历十五年》的标题。我下面还要借助您那经典的一段开场白，来描述一下我这平淡的2009年：

     “公元2009年，对于我是24岁，论干支则为己丑年，属牛。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上海奇热，日食天象后又多雨，九、十月间甲流袭来，但这种小灾，置之与世界气候变暖之下，似乎在所不免。又本人无事，也无关宏旨。总之，对于我，2009年，24岁，实在是平平淡淡的一年。”

     假如过几年再回过头看2009年，似乎就会像黄仁宇老先生以看断层剖面的方法发现点什么。但对于目前的我，既非先知，也非圣贤，只能说2009年过得平淡无奇。就像一食堂的免费汤，喝下去就忘了是什么滋味。

     转博之后，实验日益艰苦。细胞生长慢，处理起来难。我每天如同上班一样，7：30醒，8：00出门，8：30开始一天的工作，三餐规律，再加上不时的运动，身体倒比以前好了。研究生的生活很是封闭和清贫，看《蜗居》没有感觉，觉得12舍401住得挺好。总之，现在的生活挺忙碌的，但也挺安静的。博士生宿舍静悄悄的，远没有本科时热闹，虽然我知道同一楼层也住着一个名字叫“智慧”的，但总没有看见；以前同学看到我，也觉得我的话越来越少，本来就已经话挺少的人了；空间更新的频率也越来越低，有一种无话可说的感觉。等待中的工资上涨应该马上就会到来，但这种事，不拿到手是不算数的。当然，这样的生活再过上两三年就又要离我而去了。我总有一天要跨出华理的校门，去面对一个现实的、浮躁的又残酷的社会的。

     2010年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读研的本科同学明年都将毕业，熟悉的人在这个校园里会越来越少，而自己则又要面对新的难题、新的面孔。未知的2010，即将到来。希望自己能一切顺利。

     祝老爸老妈、外婆外公身体健康！祝即将毕业的同窗工作顺利，一路走好！祝朋友们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最后祝自己课题顺利，平平安安。

     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

     最近北大的中学校长推荐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称赞者有之，但更多的是质疑、反对乃至嘲笑之声。

     中国高校的自主招生改革已经做了很多年，一直是以小比例、小范围比较低调的做。但最近几年，因为高等教育和高招越来越引起公众的注意，因此北大的这次中学校长推荐制的改革必然会受到较大的关注。

     诚然，国家统一的、一考定结果的中国高考制度来自解放后的计划经济和国情，有一定的道理，否则也不会施行这么多年。这种制度的确能体现一定的公平。请注意公平前的定语。因为天下本没有绝对的公平。看起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这也造成了唯分数论、应试教育和形形色色的加分灰色地带。而且，一次考试就定结果也不尽合理。自主招生的初衷就是逐渐改变这种较为僵硬的制度。说到底，怎样的学生能进大学应该是各大学说了算的事，符合北大的进北大，符合华理的进华理。自主招生让各大学回到了招生责任的本来的位置，应该说是一件再正常的事。

     但中国的老百姓最相信两件事：国家和统一。从国企和民企之争吵了这么多年，到最近山西的煤矿又都收归国有。一旦什么事情带了个“国”字就是了不得的事情。统一就是最好大家都一样，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的政策、法规乃至红头文件最喜欢用“一律”这个词。一刀切，简单有效。然而到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种，要么僵硬无比，这也倒算了，损失点效率带严肃性还在，要么在“一律”之外的例外越来越多，空子越来越大。所谓“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循环。

     其实，市场经济本身强调的就是在法治之下的自由选择和个性化。假如我们的高招仍然沿用计划经济下的那一套，必定有走到头的一天。与其哪一天走入死胡同，“被改革”，不如当下就勇敢地走出这一步。

     但改变并不容易，甚至步履艰难，先不说几十年的巨大制度惯性，但就是制定一个新规则就有众多能考虑但不可能很快解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改革者往往比旧制度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件事很滑稽。本来旧制度千夫所指，大家都说不改不行了，但一但真有人改了，稍有问题，就会有人出来说话，而且最多的话就是“改不如不改”。年初的公车制度改革就是最鲜活的例子。以杭州一地为例，改公车使用为补贴，结果官员能领到每月数千元乃至上万的补贴。于是这种高补贴立刻引来一片质疑声。可是总支出算下来要比以前的少了三分之一。而大家还是总觉得那数千上万的补贴过高。很多地方的改革因此喊停。

     所以，最后要点出今天的题目。我们不能总是以一种吹毛求疵的眼光看待各种制度的改革。虽然在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但问题存在的本身就说明实践需要宽容。因为各种社会实践，不可能什么都想得很好了再去做，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有把握。给予实践者以宽容，在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尤为重要。

     作为一位英超切尔西的“伪球迷”，我在看到欧足联对切尔西重罚消息的一瞬间感到不相信。但是在静下心来想一想，发觉这件事有其重要的意义。

     事情起因是原法国朗斯队的一名球员撕毁同朗斯队的职业，并和切尔西签约。欧足联判定切尔西负有“教唆”的责任，禁止其两年内引进新球员。这个判罚在人员流动频繁的欧洲足坛是比较重的。

     乍一看，似乎错在那位队员本身，因为是他撕毁的协议。切尔西并没有在具体操作中有什么过错，所以它的反应也比较大。但是，当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件事的时候，就会发觉并不这么简单。

     不同于我们中国，在转会方面有诸多的限制，还有挂牌制度等等约束，欧洲的职业足球起源早，以市场化作为载体。球员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一切以合同、协议为准，当一名队员在某队合同到期时就是自由身，想去哪就能去哪；假如没有到期，那么两家俱乐部可以通过协商，以转会的方式交易球员。以上的一切，均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各俱乐部也是自由竞争，球员与球会双向自由选择。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但是，和自由市场经济相类似的是，这种自由转会的竞争机制往往对于那些资金充足又颇具实力的豪门俱乐部有优势。前面说了，球员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一名成熟的职业球员的成长往往是需要多年的培养的，这其中有人力、物力、财力的付出。而这些付出，在高度市场化的欧洲足坛，都是由各俱乐部完成的。几乎所有的欧洲职业俱乐部都有自己的后备梯队，真正从娃娃抓起。

     虽然各豪门也有自己完备的梯队体系，但其他队伍中的一些好苗子永远不会逃出它们的视线。而这些豪门有重组的资金作为这些队员的薪水，有实力为这些队员带来职业的声望。豪门花钱将一名其他俱乐部培养好的新人买走，并将其培养成球星，然后再在其后的交易中以远高于当初引进的价格再将其卖出，这样的获益是丰厚的。更不用说在球员成为自由身之后，原东家一无所获的局面。按说这样的买卖没有可挑剔之处，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但是，这就造成了强者越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比如英超的利兹联队培养出了罗本，被切尔西买走，结果罗本之后成为了球星，帮助切尔西队获得了联赛冠军。可是利兹联队却在联赛中毫无作为。这种强弱分明的格局在英超尤为明显。这不能不说是职业化联赛的一个弊端。中国足协主导下的职业联赛向来为人所诟病，但是在上述这一点上却可以保证俱乐部的利益，因为是挂牌制，还牵扯到培养费的问题，所以离自由转会很远。只要俱乐部想留人，基本可以留住。

      于是，在转会的框架内，欧洲各联赛的这种人员流动就有利于大球会。而今天切尔西受到重判，源于它出圈了。在明知对方有合同的情况下，“鼓励”他撕毁原合同。当然，有人会说你怎么知道他“鼓励”了？假如没有切尔西的承诺或鼓励在前，一个并不知名的球员会轻易撕毁合同吗？须知，在高度市场化的欧洲，合同就是职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假如今天欧足联不重罚切尔西，势必会鼓励那些“有钱有势”的豪门以这种方式“掠夺”小球会的球员。今天看新闻，发觉这样做的不只切尔西一家，很多豪门都利用过类似的方法，只不过切尔西遭人起诉，并前科多多。

      这样看来，欧洲各联赛在自由竞争之外，并不缺乏有效的监管。这是为什么它们能走到今天如此成功的原因。同样，作为以自由竞争为主要配制资源手段的市场经济，假如没有有效的监管，势必乱象丛生，而大财团、大企业就会利用不正当的竞争获得利益。

      有人说，美国的市场经济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这显然是在考虑两种文化、道德、宗教情况差异较大下的经济制度。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美国的市场经济如此发达，各机制相对完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司法机构对于市场的有利监管和调控。而我们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国家，一个法治观念不足的国家，一个政府行为和监管还不那么得要领的国家，在强调市场作用时，更应该强化监管与制度。

     “马太效应”那段在《圣经》中说的含糊其词，也许不是什么好事。。。     

     最近看了都梁的《狼烟北平》，发现这本书真应该在去北京之前看，因为在这本书中都梁延续了在《亮剑》和《血色浪漫》中的风格，也就是对于军事知识与北京文化的娴熟掌握。不过看这本书倒不是因为刚去过北京的原因，而是这两天看了改编自此书的同名电视剧，刘佩琦演的文三儿很出彩，于是去借来一读。

      书中的文三儿是一个老北京城中的底层小民，拉车为生，即让人怜，有让人恨。有点骆驼祥子与阿Q结合体的样子。而在1937-1949北平城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有了典型性。在皇城根下生活的自大与现代文明的格格不入，构成了整个人物的性格，至少对于北京人这样一个群体，文三儿很有代表性：嘴贫、痞、好起哄架秧子、好打抱不平却又欺软怕硬。

      去北京时在什刹海也遇到过一个三轮车夫，就和我们贫了半天。我们并不要坐他的车，结果他跟了我们100多米，不停的说做他的车怎么好，还煞有其事地说刚才有个老干部坐他的车，我本想问那个老干部是不是陈希同，想想还是算了，别噎人家了。诸如此类，像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景区里的讲解员等等，这种典型的老北京人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映像。

      人人常把上海和北京拿来做比较。两地的城市外表已经越来越像，地铁、摩天大楼这些符号是全世界城市化的象征。但在骨子里，两地的文化却是很不一样。两地文化的来源不同，一个是燕赵文化，一种是江南吴越文化。形成也不一样，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都城，其中除了1927-1949这22年不是之外，首善之区一直就是北京的代名词，所以中国皇家传统的文化一直在像北京文化漫延。而上海则结合的是西方文化。在这一点上，这两地的文化形成颇像英国与美国，欧洲的文明和英国皇室的文明对英国本土的文化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在美国则是北美印第安文化与外来的欧洲文化之间的碰撞结果。

      于是可以从来源与形成过程来看看其形成的结果，那就是北京更接近传统，而上海更西化；北京更官方化，上海更市民化。比如，现在两地都在旅游上做足一个“老”字。让我们看看两地在这个老字上的不同表现就能发现一二。到北京的各个景点，你会发现许许多多卖“北京老冰棍”、“北京老玉米”、“老北京酸奶”，还有许许多多他封或自封的“北京老字号”，哪哪都是慈禧老佛爷曾在此怎么地、乾隆皇上在那干嘛的说辞。而上海则是力图恢复上世纪30年代的“老洋场”，要住“老洋房”，去红房子吃传统的西式大餐。于是在同样恢复老派的时候，两地都在挖掘自己文化的特色。北京不会把它在历史上的西式痕迹做重点，因为没有特色，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它没有它的邻居——天津做得更积极，留下的也不多；反过来，上海不会把它在开埠前的特点做卖点，因为不但比不上邻近的南京、杭州，连西塘、同里这样的小城镇也比不上。

      又比如两地的大学，从起源上讲，北京的大学大多是公立的，北大、清华概莫能外，上海则很多是私立的，复旦是马相伯创立复旦公学，交大是盛宣怀创立的南洋公学，同济来源于德国人办同济医学院、华师大原址是私立的大夏大学等等。北京的大学占地都很大，北大清华都依托于皇家的园林，而上海的大学，在前几年郊区建设新校区以前，都是在上海的市中心里，寸土寸金，没有北京的大学那样的面积。所以北京的大学有皇家的贵族气，清华里的荷花池怎么看怎么想北海里的，上海的则是市民味很重，学校的后墙也许就紧贴隔壁小区的弄堂。

     这些就是我个人总结的一些关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的一些差别以及原因。可能不全面，可能不准确，只是个人的看法。

     姑且写之，姑妄听之。

     北京，对于我远不只是个地理名词。在我的脑子里，北京是5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京派文化，是大栅栏的叫卖，是琉璃厂的老古玩店，是王致和的臭豆腐，是天佛号的酱肘子，是老舍笔下的《茶馆》、《四世同堂》，是京剧演员口中的京腔京韵，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但毕竟，神交已久也只是神交，当身临其境，终归颇有感触。当乘完通宵的火车，走出北京火车站的出口，京城就在脚下。比起上海来，它更大气，更沧桑。这里是中国500年来历史的缩影，也是这个国家现在的首都。它重要，以至于每次乘地铁都必须安检，而在市中心的那些胡同口，每隔五六米就会有老太太老大爷带着个红箍，上面写着“治安员”。也许是奥运的痕迹还未退去，也许建国六十周年的大庆即将到来，总之，这里时时刻刻会提醒着你，这里很重要。

      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是一个金字塔型，越高越重要。而塔顶就在北京。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是金融中心。但天安门广场在北京，这就够了。这次在恭王府听说了嘉庆查办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逾制，也就是逾越了规制。太和殿上的小兽有11个，别的地方就不能超过它。皇家用了金丝楠木盖房子，你和珅怎么能够用？同样，天安门广场的面积，其他的地方就超不过它。那么大的国旗，别的地方也无法升起。假如在上海你能感受的到的是活力、时尚，越新越好，那么在这里，更多的就是规矩、老派。

      故宫就是这种规矩、老派的代表。那里面人很多，都是来游玩的。目的是看看皇家气派。但有个地方却与众不同。那就是在保和殿西北方的军机处。那一排矮小的房子怎么看都不像是给清代行政的中枢机构安排的。但请注意了，军机处再重要，对于皇家来说，也只是“外人”。在禁宫之中，只能留下一那么几个小房子给你们。这就是规矩。一种封建社会的价值观。

      再说说恭王府。显然，无论是游客还是讲解员，对这座宅子曾经的一位主人很感兴趣。对他所拥有的财富感兴趣，对他所受的宠幸感兴趣，对他的官运亨通以及骤然跌落感兴趣。于是围绕着那块福字碑的种种玄之又玄的故事一遍遍地被讲起，那9999个蝙蝠图案一个个被数过。和珅，这座老宅的主人被大家诉说着。而另一个有名的主人却好像被遗忘了。恭王府毕竟姓“恭”啊。那位咸丰朝的恭亲王奕訢，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和珅。假如不是他的帮衬，慈禧不可能取得“辛酉政变”的胜利，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是他，力主在晚清内外交困的时刻坚决启用像曾国藩那样的汉臣。但就是这样一个对于清末半个世纪的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人，普通的人却并不关心。人们只是来玩的，历史往事，军国大事比不得风流韵事。

      同样，在颐和园中，人们也更注意欣赏这里风景。慈禧挪用海军经费的事也就是个小插曲了。风光旖旎的昆明湖将一个多世纪前的恩恩怨怨都化解了。颐和园的确漂亮，以至于我曾一度觉得北洋水师的那600万两白银也算没白挪用。至少为后人留下了这湖光山色。

      如果说故宫、恭王府、颐和园是皇家风范，那么后海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乐园。比起上海衡山路的酒吧，那里更平民。当街摆放的沙发，驻唱歌手的吼声，以及没过两米就会过来的拉客的都将这种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旁边的荷花市场，那里就有北京城的老派。老北京小吃，老北京的酸奶，老北京的物什儿等等。这里不比琉璃厂有种高贵的气质，却还是倚老卖老。

     当然，北京不全是新的。“发展是硬道理”。作为首都，总是破衣烂衫的也不是个事儿。许多老弄堂和四合院都被拆了，为的是盖更多的高楼大厦。在发展和保护老建筑、老文化这两个方面的确难以平衡。怎么样更科学地规划是个问题。地铁让交通变得更便捷，但三轮车也有存在的必要。鸟巢和水立方很漂亮，胡同和四合院也有滋有味。

     在回来的火车上，有人讨论北京好还是上海好。其实在全球化的年代里，城市间的差别已经不大了。只有在那个城市待上一段时间，才能体会得到。

     昨日的《南方周末》追踪了重庆高考民族造假事件，即所谓的何川洋事件，从一个方面展现了目前高考高招中即惨烈又畸形的“生态环境”。

     有报道说，相继遭到香港高校和北大拒录的何川洋，在自己的小屋内痛哭一夜，甚是可怜。但立刻一位古人的一句话立刻映入我的脑中。范仲淹曾对劝说自己从轻处理犯了法纪官员的人说，“我宁可使一人哭，不使一路哭”（路是北宋省级单位的称呼）。

     通过改变民族而加分，可能在很久以前，很多人就这么干过，并且尝到了甜头。于是今年何川洋也照此执行了，也许心怀忐忑，但一想到由此带来的好处，一想到以前的“定例”，却又心怀侥幸。但万万没想到，就如同千万年前一滴树脂突然落在一个蚂蚁身上而留下了千古的琥珀标本一样，一场由竞争对手举报而带来的舆论关注也正好落在了何川洋的身上，留下了这个标本。

     这个活标本将被世世代代参观，意义在于，向千千万万的后人展现了一个惨烈的竞争教育环境所带来的不择手段。高考的本身的目的在于择优录取，为各大高校抡选生源，不可避免的要有竞争。但一个以高考为最终目的的高中教育体系和一个以名校为评价标准的价值体系叠加起来造就了近乎惨烈的竞争环境。过去也许只是比哪个学校的学生做的题目多，做的题目难，谁的休息日少等等，还只是规则允许内的手段，虽然这种手段也低级的很。但一旦有人敢于“解放思想”，利用一些规则外的手段，没有受到处罚且最终获利之后，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跟进。于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竞争生态恶化的情况就会出现。

     那么我们就要问，在此背后的以高考为最终目的的高中教育体系有问题吗？你我都是经历过这个体系的，多年前的高中生活是否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着高考再转？高考中那些所谓成功或不成功的同学今天在哪里过活？高中教育假如真是为高考而生，那些在方方面面意见裹胁下而进入高校的学生有多少知道考大学的意义何在？

     一系列的问题，促使我们都要好好想一想，教育的最终目的何在，是要看到一个个进大学的所谓“成功案例”（况且目前进大学并不意味着成功）还是看到学生在经历各种失败之后依然积极、快乐、滋润地活着？

     “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叹人间从此惜年少；家徒四壁，生计九流，问天意何时重斯文”。

      这是很久之前易中天写给他的一个同事的挽联。他的同事也是一名大学老师，因贫困，身染重病而去世。这幅挽联抒发了痛惜英才的悲伤。

      今天我也送别了曾经的一位同窗。在去的路上，一直在思考着这幅挽联。“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家徒四壁，生计九流”自是夸张，但“叹人间从此惜年少，问天意何时重斯文”这两句却是恰如其分。照片上那位身穿学士服，头戴学士帽的年轻人，现在本应该在实验室忙着研究生的课题，可能会很不顺利，可能会被各种压力折磨，但毕竟是鲜活的，而现在却只能静静地躺着。

      至今我们仍搞不清楚，一年前的他，到底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困难，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或许真的是无法释怀的事情。现在我们也不必纠缠于事情的具体过程了，倒是给人的悲伤告诉我们，这种极端的方法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选项。莎士比亚写道“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

     九十年前的今天，“五四”运动爆发。由于这场运动，历史学家将中国近代史一分为二，足见这场运动的空前作用。

     “五四”运动源于一场外交危机，一战的战胜国无法合理地从战败国收回失地，反而要将其拱手交给另一个国家。这种近乎荒唐的要求让每一个国人都难以接受。《我的一九一九》这部片子看了一遍又一遍，我记住了顾维钧的外交雄辩“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如同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但理智的外交交涉无法改变的事实只能由激情的运动加以推翻。于是，在“五四”运动的激情下，中国外交第一次说“不”。

     但“五四”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今天谈论“五四”精神，是“科学、民主”也好，是“爱国主义”也好，都无法完全将此说尽。我觉得“五四”是中国人寻求未来道路而陷于苦闷的总爆发。新旧两条路的抉择对于别国，如日本也许只是短时的肌肤阵痛，但对于中国，缺失伤及内心的长期苦痛。因为在选择新旧道路的十字路口，我们迷茫了很久很久。时而有“亚洲第一共和国”的柳暗花明，却更有皇权一次次复辟的山重水复。很明显，那时的国人肯定像现在很流行的那样问一句“我们到底要什么？？？”，也像现在许多大学生那样呈现出“迷茫”的状态。

     可以看到，在张勋的复辟最终失败之后，中国又在一种迷茫的精神状态中度过了几年。当一战胜利之后，人们以为苦难的日子终将结束，“公理战胜强权”，前途又是一片光明的时候，从巴黎凡尔赛宫泼过来的一盆冷水深深刺激了国人的心灵。于是，永远走在时代最前面的青年学生最先站出来。可以想见，那时的青年学生有着怎样的特质:出生于1900年左右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历经国体、政体的反复变更，很方便地接受西方的思想。这些都注定了各种思潮在他们身上体现。他们对于苦难肯定不会像他们的父辈那样逆来顺受，他们渴求改变。于是，追求“科学、民主”也好，彻底和传统文化决裂也好，都只是他们渴求变化的外在表现。

     而今天我们再回头看九十年前的“五四”，也许会带有很多今天的东西。或许判断很有偏差（对于历史，总是越近的越难以把握，离我们时代越远的我们越看得清晰），或许评价会有好坏，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今天也是处在这样的一种迷茫当中，九十年来的思考没有停止。也许新旧道路的抉择已经不那么尖锐了，但21世纪的“新青年”肯定都在另一些事上迷茫。比如物质和精神、价值观等等。但迷茫不一定是坏事，没有思考才是坏事。

     不管怎么样，我们依然“在路上”，依然在痛苦和快乐的周而复始中生活着。

     前昨两天，跟随实验室的春游旅行团，去扬州二日游。

     “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个说法用在我们身上，似乎有点不正确。咬文嚼字地说法，往南才谓之“下”。不过“烟花”确是“烟花”无疑，就在到达那天的下午，扬州艳阳高照，瘦西湖尽显美丽。一开始我还以为，所谓瘦西湖不过是比杭州西湖小一点，到实地方知，怎当得起一个瘦字。瘦西湖的宽度大约比华师大的丽娃河略大。但景色精致。绿树红花掩映下的湖面显得秀气无比，而更多的人文景点会使人觉得在此不光是看景。可能比较著名的就是乾隆钓过鱼的钓鱼台和二十四桥。前者确实一些，还配着一个漂亮的谄媚故事。后者则明显是就着传说的现代制作。还有那到处可以看到的琼花和绣球花，绿叶衬百花。一个下午，把瘦西湖绕了大半圈。景区西门是一些绒毛玩具的专卖店。扬州号称绒毛玩具之乡，所以价格特别便宜。女孩子似乎进了天堂，男生也深受影响，着实在这个春天拉了扬州的内需一把。我却在绕了一大圈后空手而归，并非囊中羞涩，而是不知这可爱的玩具买回来意欲何为，自己留着玩？不可能。送人？似乎没有接受的对象。还是作罢。

     实验室集体晚餐，在杯觥交错中，品尝着淮扬菜。干丝清淡，狮子头却有点咸，没有出在同是扬州人的外婆之手做得好吃。说实话，位列中国四大菜系的淮扬菜有点让我失望，大概也有厨艺的关系。当年在高口课上学到“Chinese Cuisine”这一课的时候对淮扬菜还是挺好奇的。

     在一种微醺的状态下，开始在夜色中的扬州漫步。东关街不错，可惜店家关门太早，结果只看到红灯笼下的条条深巷。运河在灯光照耀之下有点古代繁华时代的样子，也只是想像。整个城市的风格就如同其他以旅游为主的城市一样，晚上并不十分繁华，这一点对于我这个在上海长大的人来说有点新鲜感。街边的建筑也是依着古时的样子，故意做成仿古式的。

     第二天，为了品尝一下著名的富春茶社的早茶，不惜6：30起床。步行了20多分钟，差点错过了这家著名的茶社。真正见识了什么叫“茶香不怕巷子深”，在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里找到了它。人还真多，等了多久，品尝到了点心。味道不错，但时间仓促，没法细品。吃完之后，跟上大部队，去了凤凰岛湿地。景色一般，不过一群大孩子在游乐场疯玩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下午在四个小时的车程之后，于花灯初上时到达上海。当在中环高架上看到华理的建筑时，大家又如同孩子般的惊喜。

     虽然稍有遗憾，比如很想去的史公祠没有去，但集体出游嘛，和大家在一起最重要。其实，去哪玩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大家在一起玩很开心。小小的遗憾么，下次总有机会弥补的。

     凤凰网上这几天有一个帖子，说是外国人会问的三个人怪问题“中国的书问什么总在路边”、“计划生育是不是把第二个孩子杀掉”、“北京学校的操场上为什么看不到孩子在玩”。看过之后一笑，又是中外之间的差异在作怪。没想到，前天晚上，自己也遇到了怪问题，甚至是令人脸发红的问题。

    前天晚上，我请来实验室做科学训练的两个新加坡学生吃饭。他们在这里待了7个星期，周五就要回去了，于是我自然会问“在中国上海感受如何”之类的问题，结果在一番给足面子的吹捧之后，那个比我小好几岁的、在新加坡还只能算是高中毕业生问出了下面这个问题“在上海，为什么车流总显得很乱，红灯时穿马路的人好多啊”。于是我本不太自然的笑容开始变得更加难看。这个的确是一个比本文开头更难的问题。于是我开始搜索各种语句，中英双语夹杂，力图清晰而有力地从各个方面解释这个在我们这里看来不算什么问题的问题。我说中国的情况很复杂，远不是有些表面的现象所可以概括的。也许你们来中国，来上海，会看到漂亮的外滩、漂亮的陆家嘴、漂亮的华理，但上海并不都是外滩、陆家嘴、华理，中国也并不都是上海，同样，比地区差异更为严重的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从收入、受教育程度、文化习性等等的差异都很大。于是，难免在红绿灯前表现不一，同样的情况会发生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前。还有，中国人对制度这样东西总是会那么“识时务”。红绿灯不只是过不过马路唯一的标准，有没有车也许更重要。没车而在路口面对红灯，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味着一个字，“迂”。而“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也许让中国人不乱穿马路也要三代。不管怎么样，这个问题我算是对付过来了。

    回来之后，我在想，也许口头的问题好对付，现实的问题想解决可不是任何人忽悠两句就可以的。

     最近一条新闻很是惹人关注。说一对母女在武汉大学内穿和服，在珞珈山满眼的樱花下拍照，结果被一些大学生驱逐。网上的评论甚是泾渭分明，不赞同驱逐的认为穿什么服装是自己的事情，不能这么偏激。而多数赞同者抱的态度与大多数涉日事件中一样，认为中日之间的结还没解开，对日本文化的张扬就是媚日。

     对于第一种看法，我想说一句，的确，服装是个人的事，也许没必要如此的较真。如果穿一下和服就是媚日的话，那我们经常说的“物理”、“化学”就是从日本语引进的。我们是不是媚日了？我们吃的方便面，是日本人发明的。我们是不是卖国了呢？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些电器设备都是日本的名牌。我们是不是数典忘祖了呢？回答肯定都是否定的。但是，我想提醒一句。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从来都是拿来主义的，而不是简单的包容。读过鲁迅原著的读者应该清楚，在原著中，对外来文化分了好几个类别。有有益无害的，有有益有害的，还有无益有害的等等。对待的态度也是不一样。这种看法还是真实存在的。在本科上《中国文化导论》这门课的时候，我知道了所谓“器物，制度，文化”三种层次的观点。而在这三种层次，中国最易接受的是器物，因为这些可以算是有益无害的一类。我们身边用的这些东西，几乎全是引进的。有没有本土产生的内，除了四大发明，好像不多了。而这些东西的确是只有使用的好处，而没有对我们的害处。但对于制度，可算是不太容易接受的，或者态度暧昧。比如，我们算是接受了民主选举制度了，但加入了很多“新”的东西，像全额选举，鼓掌通过等等。就像炒菠菜里面放了几根肉丝，让人觉得怪异。似乎这些制度就是那些有益有害的东西，要变一下才能用。最最难以接受的就是文化了，辛亥革命剪了辫子，除了皇帝，可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好像还是没来。我们似乎总是有各种理由，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排斥外来的文化。而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本是我们的邻居，但似乎越来越陌生。各种历史的结越解越紧。对于他们的文化，好多人更是下意识地抵制，甚至是强烈地反抗。就像是身上某处受过伤，就特别敏感。这种感情情有可原，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轻易地忘记过去。就像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忘记纳粹德国的屠杀一样（今天看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新闻，说以色列人对中国著名商标的标志有点意见，因为看着像纳粹党卫军的标志）。所以，在穿什么服装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情况下，还是要注意。

     而对于第二种意见，我想起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国要警惕右，但更应该防止左。因为左的东西很会吓唬人，似乎是革命的、正确的”。同样，爱国并没有错。但方式方法还是要讲究。单单爱国是正确的，但抽象的概念一旦和具体的行为结合在一切，真的很难说。难道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吗？“爱国主义，多少暴行籍汝名而行”。所以还是要理智地爱国。

     昨天的一些主要网站都刊登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周六喝啤酒看NBA的照片，也就是在同为周六的昨天，中国总理温家宝却赶往新华网所在地，与网友“聊”了两个多小时。同样是在星期六，同样是大国政府的首脑，一个在放松休息，一个还在工作（注意我在前面聊字上加的引号，虽是感觉轻松的聊，实质上是在工作）。我并没有觉得有哪一方的过周六的方式有不妥。周六么，本来就是休息日，该休息还是要休息，但是要工作也没人反对。我想要说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不可否认，在中国，人们总是以工作勤奋为荣。但勤奋毕竟是个形容词，勤奋到那种程度就很难界定了。加班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测量值，在工作日八小时以外的时间，都可以算作是加班。假如一个人，他（她）从来不加班，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至少在当下中国，加班肯定不是一件坏事，这意味着此人有事可做。但假如这个人是一个官员，也许赞许的成分更多一点。假如这个人是一个“军机领班大臣”呢？也许可以赏一句“勤政”的称颂。的确，暂且不论中共历届的领导政绩如何（我一向认为“盖棺定论”最合适），至少在“勤政”方面，各位历任中央大员还是值得肯定的。最近不是流传一个段子嘛，说央视新闻联播前十分钟的内容是“中央领导很忙”。每个人出现的频率都不低，而且公务繁忙。但是，忙是很忙，忙得效果如何呢？是否领导们参加的会议都能达到目的呢？是否领导们做的重要讲话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更重要的是，是不是只有领导重视的事我们才关注？这些都是疑问。

     而在美国，我们总能听到关于总统去度假的消息，去玩的消息，去喝啤酒看NBA的消息。似乎美国的官很好当。其实，这正是中美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中国历来是个讲究中央集权的国家，一国的权力要集中，同样的在地方上、在某个机关、甚至于在某个基层单位，往往就是这么几个人决定了有关于这个组织的一切事务。所谓“一把手”负责制，而且是负总责。这样看似决策迅速、行动快速的体制真的是好的体制吗？反观美国，讲究的是权力的平衡和制约，即便是总统，他（她）只有行政上的权力，司法和立法他都管不着，也没法管。至于整个官僚体制，也远没有中国的官僚体制这么的有权力。但是，却同样得在发挥强大的作用。究其原因就是，在没有一个强大中央或中心的领导下，各部门反而更好地将各自的权力发挥到极致，从而达到了高效率。

     强大的集权官僚体制造就了严重的依赖性。就如同很强势的父母，总喜欢替孩子决定一切，这样的孩子很容易产生依赖的心理。长此以往，就是一种对自己事务的冷漠。当每次都需要中央领导的批示和重视才能有所动作，那某些主管部门平时在做些什么呢？

    林肯有句话，“把人民的事业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我们就不会出错”。这就是民主的真谛。而《圣经 出埃及记》中的一段话也许更生动，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之后，摩西的岳父看到摩西一个人处理所有的事务时，对摩西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并要他将所有的法律都普及下去，并让有才能的那些人管理百姓。

     当我们看到奥巴马在轻松地看篮球赛的时候，我们也许看到的这个国家的忙碌；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央领导春节还要到处跑的时候，也许我们看到的不光是忙碌，而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惰性和疲惫。。。。

     费德勒又输给了纳达尔，而且是第一次在澳网决赛输给他。想不到的是，费天王竟然哭了。因为那天颁奖仪式没有转播，所以没有第一时间看到。平心而论，费天王那天应该输的心服口服。不知是天王老了，还是纳达尔太顽强，在球技差不多的情况下，后者更为积极。

     我想，费德勒的哭是因为不甘心。不甘心14次大满贯冠军的纪录就在眼前，不甘心又输给了纳达尔，不甘心自己的时代就此远去。但是，新陈代谢永远是不可逆转的规律，“江山待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现在也用不着数百年了，可能几年就是一代。但我们应该庆幸这种规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新的人，新的东西。

     所以费天王的泪也许会带来新的时代。